(接上期)黄唐起义的突然爆发，使湖南各界大为震动，更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让敌人痛彻心扉。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在《敌情通报》中惊呼：“姜亚勋匪部的存在，是江防战略决战的一个威胁。”翌日，长沙出版的大小报纸，均以头版头条新闻加以报道。2月1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长沙版，在显著位置以黑体大号标题报道：“宁乡匪患极严重，黄材警察所、大沩乡公所、唐市警察分驻所于10日晨1时，遭大批匪徒袭击，枪支全部被夺去，警方三人殉职。”

　　国民党湖南当局对黄唐起义的爆发，感到十分震怒。宁乡县长张溉更是张皇失措。当天早上，急电益阳五区专员胡维陛与长沙绥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省保安司令程潜，长沙警备司令刘进，请示速派湘乡、安化两县自卫队，协同宁乡地方武装力量“进剿”。同日上午，急电横市之自卫中队长张昼荣，“着即率部，限本日下午驰往黄材，搜剿股匪”。急电县自卫总队宋品三，“严督所属，会同友军，星夜分途剿灭”。

　　长沙警备司令刘进及益阳专员公署，急忙命令保安团长熊建勋，统率益阳、湘乡、安化、宁乡自卫总队进行“围剿”，“不分界限，昼夜跟踪穷剿”。同时，湖南省政府又将黄唐起义作为重要“敌情”上报华中“剿总”和南京政府国防部。

　　引起国民党当局震惊的，不仅是因为地方武力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由于这次起义“显具浓厚的政治背景”。2月14日长沙《小春秋》就这样报道：“此次袭击宁乡黄材、唐市警察所之股匪，号称‘人民解放军’，沿途张贴荒谬标语，对当地人民则尚无洗劫骚扰行动，故一般判断该股匪徒，显具浓厚的政治背景，或为共产党的地下武装组织，其暴动行动，似均按预定计划进行”，云云。

　　奉命“围剿”姜亚勋、李石锹起义部队的宋品三、张昼荣部，于2月11日、12日，先后开抵黄材，并在黄材滞留一日之后，始向五里堆“进剿”。当宋部到达距五里堆尚有2.5公里的芭蕉仑坳上时，即鸣枪报警。起义部队遂安全撤向铜锣山(今沙田乡境内)一带。宋、张率部“进而不击，围而不剿，如捉迷藏。”

　　2月13日，益阳五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胡维陛，亲率熊建勋保安团的两个营，进驻黄材、五里堆一带合围。起义部队形势十分险恶，遂星夜经西湖冲到朗山冲隐蔽。15日下午，部队在朗山冲被湘乡自卫队发现，尾追不放，又向石梅冲转移，碰上益阳保安团正从铜锣山搜索过来，部队连饭也没吃，趁黑夜再上博公寨，经黄泥坝时，又与湘乡自卫队遭遇。由于部队仓卒成军，没有严密的组织与训练，更无夜战经验，东奔西跑，四面受围，终于完全失散。

　　包围起义队伍的敌人，进入五里堆一带“驻剿”。首先将陈仲怡、姜亚勋家洗劫一空，并予以查封。同时到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匪首”陈仲怡、姜亚勋、饶孟虎、喻迈常等，奖金高达银圆500元至1000元不等，死活均赏。敌人还大搞“清乡”，实行“连坐法”，一户为匪十家同坐，勒令百姓签名具结，互相监督。

　　当时由李石锹率领的唐市起义队伍，急速奔向别动第四纵队指挥何际元的老家黑山坡，拟夺取其藏枪。但行至乐集上，与流沙河方面开来的自卫队张昼荣部一个排遭遇。敌人隔河开枪射击，起义队伍临时编组成军，因未经训练，有的听到枪声，自动走散，留下的人枪由刘美夫带到石洞庵一带潜伏下来。

　　起义队伍虽然先后受挫失散，但姜亚勋、李石锹等重整旗鼓的主张，得到骨干成员的积极支持，很快联络失散战士携带武器归队，并指派专人筹备粮食经费，准备再举红旗。

　　由于敌人的追击，姜亚勋、李石锹各带领部队分别隐蔽和继续活动，并发出《公告》：凡自愿入伍的18岁至45岁男性贫苦农民，每人可在起义部队控制下的粮仓得赋谷三石。几天后，队伍扩充到300多人。1949年2月12日，解书室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湘中人民军事委员会，并将黄唐起义的部队取名为毛泽东纵队第一支队，由陈仲怡任司令员，姜亚勋为副司令员，徐尚达为政治委员，喻迈常为参谋长。

　　3月8日，被打散的毛泽东纵队第一支队队员全部在毛公桥范家冲张祠集结，编成四个大队，并决定主动出击，打击敌人。第一大队出击铜锣山、雪峰山一带；第二、三大队出击灰汤、道林一带，司令员陈仲怡、副司令员姜亚勋分别随第二、三大队行动；第四大队出击粟溪、龙从乡一带，徐尚达、李石锹随第四大队行动。

　　3月间，姜亚勋等率领第二、三大队在道林一带坚持游击战，中共高露区工委派遣中共党员、县三青团人报社记者刘盛亚以采访为名到部队会见了姜亚勋。接着，中共潭湘宁边区县工委军事委员毛士凤(化名王剑)、委员李勋启等人由刘盛亚介绍，在双狮岭八方屋场与姜亚勋会面，共商对敌斗争事宜。

　　3月28日，在毛士凤的引导下，中共潭湘宁边区县工委书记庞柱中在大屯营周家大屋会见姜亚勋。姜向庞作了详细汇报，恳切要求党加强对这支部队的领导。庞柱中对部队自黄唐起义以来的表现与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与赞扬，对部队的迅速发展与壮大表示祝贺，并对部队提出三点要求：

　　第一，发扬黄唐起义以来勇敢机智的战斗精神，大力开展武装斗争，狠狠打击国民党反动派。

　　第二，教育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密切联系群众。

　　第三，以后部队尽量少到边区来活动，以免引起敌人注意，暴露组织，有什么情况通过毛士凤联系。

　　庞柱中回到边区县工委后，向中共湘中工委书记官健平(化名章文)作了汇报。4月的一天，当部队经韶山至银田寺宿营时，官健平与李勋启同姜亚勋等人见了面。进一步了解了部队作战、纪律、素质等情况，决定正式派出边区县工委组织委员伍健(钟耀夫)，同毛士凤一起进入部队，开展工作，同时报请省工委直接领导这支部队。

　　4月11日，毛泽东纵队第一支队第二、三大队在三仙坳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第三纵队，姜亚勋为司令员，陈仲怡为副司令员，喻迈常为参谋长，徐尚达为政治部代理主任，并建立了第三纵队第一支队，由姜应钟任司令员。

　　接着，纵队司令部将中共潭湘宁边区县工委领导的边区各武工大队合编为纵队第二支队；将投诚的国民党警察局长袁茂廷、望北乡乡长兼自卫中队长张昼荣部编为第三支队；将安化张甫臣部编为第四支队；将湘中人民护乡军李伏波部编为第五支队；将蒋麟生部编为第六支队。

　　5月初，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听取了郭静秋、刘育才对姜亚勋部情况的详细汇报后，对姜部的性质进行了认定，决定由省工委直接领导姜亚勋这支部队，由潭湘宁边区县工委派出30多名中共党员骨干到姜部工作，并指派官健平、庞柱中率领一批共产党员进入部队，加强党的领导。

　　5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工委在长沙市内秘密召开全省武装工作会议，在周礼主持下，专题研究了加强党对湘中各县革命武装力量领导的问题。会议决定：

　　一、以“湖南人民解放总队”(虚设的)名义，领导各地武装斗争，对全省武装力量实行统一建制，统一领导。以宁乡姜亚勋等领导的游击队为主，将湘中各县(湘潭、湘乡、安化、益阳、宁乡)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统一编为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一支队。

　　二、部队编成以宁乡黄唐起义发展起来的部队1207人为第一团，以起义的国民党宁乡县自卫队、警察部队600余人为第二团，以安化县工委领导的安化县自卫总队张甫臣部队1000余人枪为第三团，以周政领导的潭湘宁边区沈诚部队400余人枪为第四团，以湘乡县工委领导的陈明、聂昭良部队(即湘安支队)900余人枪为第五团。支队共辖五个团(6月中旬增编第六团)、一个直属大队、一个机炮队。除武工队(安化、湘乡叫地方兵团)外，共有5000余人枪。

　　三、任命姜亚勋为第一支队司令员，官健平兼任政治委员，陈仲怡为副司令员，徐尚达为副政治委员，庞柱中为政治部主任，喻迈常为参谋长。同时，任命了各团的领导：第一团团长姜应钟，政委刘美夫；第二团团长张昼荣，政委金振声；第三团团长张甫臣，政委由安化县工委书记熊邵安兼；第四团团长沈诚，政委由宁乡县工委书记周政兼；第五团团长聂昭良，政委陈明。

　　四、为加强对各县及部队党的领导，决定成立湘中地工委。由官健平、庞柱中、熊邵安、刘贤生、周政五人组成。官健平任书记。

　　5月中旬，官健平在湘乡团田镇小学召开整编会议，有团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及支队政治部各科科长参加。会上，由官健平代表省工委传达了上述各项决定，宣布了各项任命。官健平就当前形势与全省及湘中地区武装斗争任务等问题作了报告。姜亚勋、庞柱中等讲了话。会后，各团首长返回部队，分头传达会议精神，并大量张贴省工委印发的布告。湘中各县为之震动。

　　5月中旬，庞柱中、官健平根据姜亚勋等的入党要求，并经省工委同意，随即由潭湘宁边区县工委派钟耀夫到部队进行考察了解后，经官、庞介绍，吸收姜亚勋、陈仲怡、徐尚达、饶孟虎、刘美夫、金振声等10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刘育才、郭静秋、毛士凤在凤山塘主持了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随后，又陆续吸收了邓岗、姜应钟、佘惠芝(女)等人入党。6月，支队司令部建立了临时党委，由官健平任书记，庞、姜为委员。各团也都发展了不少党员。对于一些在对敌斗争中经过反复考验的骨干分子，先后吸收入党，并在团、队建立了党的小组或支部。

　　由于部队处处维护群众利益，深得群众的信任，群众亲切地称部队为“自己的队伍”、“一家人”。不论部队来往多少次，群众都主动送茶、备饭、腾房子，侦察、送信、带路，贴标语、散发传单，做了大量后方勤务工作。

　　尽管国民党湖南当局对湘中第一支队再三兴师“围剿”，人民革命的烈火却越烧越旺。并且由于部队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各方志士相继来归者甚众。1949年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