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县城没有专业剧团，文化生活比较贫乏，而市民酷爱湘剧，不喜花鼓，再加上当时的花鼓戏内容大多淫秽，其语言粗鄙得不堪入耳，动作下流得不堪入目，被视为淫戏，对演员鄙称为“花鼓赖子”，受到政府明令禁演，警察、乡丁动辄上台提锣。所以，花鼓戏限于乡间流行。

　　湘剧大多倾向历史题材，唱词、道白讲究语言文雅，富有一定文化价值。其唱腔有高、昆、弹、混四类。弹腔属皮黄戏，又分南路、反南路，北路、反北路调式。高腔则有几十种曲牌。湘剧虽属地方大戏，但仅流行于长沙及周边地区。长沙以外各有本地剧种，如常德有汉剧、辰河剧，岳阳有巴陵剧，湘西南有祁剧。因为有爱看湘剧的历史习惯，有庞大的观众阵容，所以长沙湘剧班子也乐意经常来宁乡演出。除了寺庙祭祀唱“神戏”外，有钱人家结婚、庆寿，也去长沙接戏班。宁乡人湘剧看得多，熟能生巧，慢慢地孕育出陶季生、任春琪、“王一豆豉”、“宋春抬锣”等一批精通湘剧的“里手”。演员若是离腔走调、身法不到位、手势交待不清、场面上鼓点发的不准，他们能一眼看出，立马提出指责，甚或当场“叫停”。因此，迫使演员来宁乡演出时，丝毫不可怠慢。若是有这班“湘剧里手”拍手叫好，说明演艺已属炉火纯青，他们往往当场燃放鞭炮，为其喝彩捧场。凡是在宁乡受此礼遇的演员，便能一举成为“挂牌名角”。如须生(靠把)黄菊奎(艺名筱菊奎)、徐绍清，正旦孙艳瑞、王艳秀、彭福娥、大花脸(净角)廖申翥、贺华源等一流名角，都是从宁乡演出受到喝彩而挂牌走红的。

　　抗日战争前，曾经有戏迷陶定邦、林平泽两人合资在火宫巷内周公祠(宁师教工宿舍位置)首次开办戏院，重金聘角。一时间，各个行当的湘剧名流云集宁乡，每天演出日、晚两场，晚场则场场座无虚席。后来由于战事吃紧，戏院被迫停办。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在乡退伍军官会”集资，在公共体育场(原马号坪，今老县政府办公楼前坪)搭盖瓦棚重开戏院，约聘艺名小豹子的刘庆成和他的福如坤班来宁乡演出。这次演员阵容更为庞大，各行当名流一应到齐。当时，正处戏剧革新初期，开始时兴灯光布景和机关布景新玩艺。如上演《白蛇传》中“水淹金山”一场，用彩绸扎的彩龙，可以从场子后面摇头摆尾活灵活现地游向舞台，幕布拉开，只见金山寺前海浪翻腾，鱼虾跳跃，如此灯光布景，煞是扣人心弦。为了吸引更多观众，总是演出连台数本的神话剧和传记性历史剧目，使观众看过上集，意犹未尽，非得恋恋不舍看下集，直至看到剧终结局。

　　县城过去虽然没有专业剧团，但业余活动倒很频繁，湘剧“陶社围鼓班”，根底略逊专业，凡市民家有婚丧喜庆，都被请上门去唱坐堂戏。此外，还有一个热爱京剧的票友组织——“沩声票社”，不单是清唱，有时还粉墨登场，如张义文夫妇演出的“苏三起解”，曾经名噪一时。

　　抗日战争前，县城开始有了电影，在大华电灯公司附设的电影院里放映无声影片，既无音响，又在无字幕，人们称它为“哑巴戏”，虽然是“哑巴戏”，观众还是倍觉稀奇，因而场场满座。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华电灯公司未能复业，有北门地痞廖菊云(菊癞子)在天符庙办露天电影场，也是无声电影，而且是刀光剑影，飞檐走壁的武侠片，因片源不足，一部《小英雄刘竟》一连放过几十场，不久便自行收场。除了电影之外，对河驿马坪幽冥亭魏三老倌的皮影班子，演出也很频繁，不过多是给庙里菩萨唱“还愿戏“，西门白鸡观里隔不了三五天便有一场，也算颇受市民和儿童喜爱的文娱消遣活动。

　　体育活动在抗日前已有开端，在县衙左侧围墙外的马号坪，开辟公共体育场，爱好体育活动的年轻人在那里打篮球、练单车、操武术，还举行过中学生运动会。光复后的1946年，有省民政厅委派科长陈应龙来宁乡出任县长，他正处青春年华，思想活跃，且酷爱体育，为推动宁乡的体育活动，亲自主持组织了全县首届运动会。如今健在的老人还清楚记得，在这次运动会中，曾出现过一次“鸣枪风波”。那是城厢镇与民国大学(设陶家湾)的一场篮球决赛，本来陈县长为维护球场秩序，专门抽调警力分散站立在球场四周。在比赛进行中，由于裁判员吹哨不公，倒边袒护城厢队，民国大学有学生出于义愤，当场拔出手枪对空鸣放，立即引起全场骚乱。警力制止不力，闹剧愈演愈烈，陈县长见势不妙，急中生智，走下司令台，给站立骚乱最凶处的警察当众几扇耳光。观众见状，惊呼“县长当真打人!”事态方才平息。后来陈县长就在当年向巨商豪绅发起募捐，购下“百亩胡家大坵”，修建起新的体育场(现已毁)，深受市民拥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