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七零年七月间从工程兵司令部调总参作战部工作的。调作战部后不久，该部办公地点即从城里搬到了城外。大约在这年的十月下旬。总参作战部值班室轮到我为值班参谋。这大概是我调作战部工作后的第四次轮到作战值班室值班。在这里值班不管是老参谋还是新参谋都是特别认真的，来不得丝毫马虎。在这里接触的情况是国内外各个方面的。除了军情外，还有民情、抢险救灾等国计民生的事。值一天班，许多我想象不到的事都会遇上。

　　这天的八点半钟接班后，我正在清理上一班的值班日记，突然电话铃响了，我随即拿起话筒对来电话人说：“我是总参作战部值班室的彭志珊参谋。”我的话音刚落，只听对方急促的说：“彭参谋!我是周恩来呀!你赶快帮我把李德生的电话接通，我有急事找他。”我深知李德生同志虽已是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的领导成员，但仍兼任陆军第12军军长和安徽省党政军的一把手。我心想：周恩来急忙找李德生通电话，必有重要重大事情。周总理要我找李德生通电话，这是他对总参作战部工作作风的信任，也是作战部每个值班参谋的荣幸；要想好好完成任务，必须争分夺秒。为此，我当机立断，采取了四个措施。

　　第一告诉军委一号台(总参通信部负责中央军委长途通话的电话台)值班员小蔡找李德生同志，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找到李军长；

　　第二告中共中央的电话39局总机，也就是红机子电话，帮我们找李德生同志；

　　第三找邮电部办公室，通过他们的长途电话协助我们找到李德生同志；

　　第四因为总参作战值班室与南京军区作战值班室有直通电话，我告诉南京军区作战值班室，速请李军长给我们回电话。

　　四个电话打出后，我坐在值班桌边，两耳静静听着放在值班桌上的座钟在嘀嘀哒哒的清脆响声，两眼鼓得大大的看着座钟在一格一格地奔跑着，左手压在话筒上，右手拿着削得尖尖的铅笔，镇尺压着电话记录稿纸，作好了随时接听电话的准备。整个值班室静得连自己的呼吸声都能听到，然而心里老想着希望四个电话渠道都能尽快接通李德生的电话，千万不能因我耽误周总理的大事，影响总参作战部的声誉。

　　大约在我沉思一分半钟后，电话铃终于响了，按照作战部的规定，也是周总理的一再要求。在作战部工作接电话，铃响一声就接了电话，为优秀参谋，表明对工作认真负责，雷厉风行，分秒必争；铃响二声接电话，为合格参谋，表明对工作还算认真；铃响三声接电话，为不合格参谋，表明工作作风拖拉，没有时间观念。由于心急如焚，没等电话铃一声响完，我就拿起了电话，只听到军委一号台小蔡很急促而又很高兴的说：“彭参谋!十二军作战处的韩处长在等你回话。”十二军作战处的韩处长，我在工程兵作战处工作时就与他相识了。我到总参作战部值班室第一次值班时，就接过他的电话。按照平时的习惯，不是重要事情时，老朋友讲电话，总得互相问过好，而这一次我们之间什么多余的话也没有，我随即对韩处长说；“你是韩处长吗?李德生军长现在在何处?”韩处长上气不接下气的说：“今天，我们安徽省在体育场开群众大会，会议马上开始，李军长在主席台上。”韩处长的话音一落，我便直率的告诉他：“周总理有急事找李军长，赶快叫他接电话。”韩处长急促的说：“彭参谋请你等一下，我马上找李军长去。”这时电话里只听到：“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压倒了一切，有时还掺杂着一些说话声、脚步声。

　　大约过了二分钟，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走近电话筒，随即只听到对方上气不接下气的说：“喂!喂!喂!我是李德生呀!我是李德生呀!”我也急促的对李德生同志说：“我是总参作战部值班室的彭志珊参谋，周总理有急事找您，我现在就将电话转过去，李军长，请您注意听周总理讲。”随即。我对军委一号台的小蔡说：“快把李军长的电话接到周总理那里。”

　　接通李德生同志与周总理的电话，自然是很高兴。可由于长期当参谋的缘故，又怕中间出问题没有及时接通，于是过半分钟后，我又拉值班桌的电话键问军委一号台小蔡是不是接通了李军长和周总理的电话。小蔡毫不含糊的说：“接通了，真接通了，保证接通了。”虽然平时我知道小蔡办事很认真，因为这个电话的重要性，我随即用39局红机子电话问周总理办公室的张作文同志，张很高兴的告诉我：“接通了，接通了，现在总理正在与李德生同志讲话。”到此时，我才感到完成了任务。

　　十月下旬的北京，特别是郊区的西山，气温是比较低的，因为没有生暖气，寒气浓浓，我们个个都穿上了毛衣毛裤，有的还穿上了棉衣。人们的同共感觉是完成一件重要工作后，紧张的头脑、紧张的皮肉、紧张的一身，自然而然的就放松了。我在确实认为接通电话后，心情和大家一样，一下子就放松了，在轻松后也不知不觉中自然感到疲困了，不一会就打起囤来了。这时跟我一起值班的张参谋很温心的对我说：“彭志珊同志，刚才的紧张工作，你头上脸上都是汗水，恐怕身上都汗透了吧!赶快把大衣披上，防止着凉感冒。”这时，我才知道刚才那一阵紧张的工作使我汗流浃背了。于是我披上大衣，继续接各方面来的电话、写电话记录、处理值班中的情况。

　　一九七一年九月，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冬天的一天，叶剑英副主席在总参作战部作战室召开会议。大约在八点三十五分我正在写电话记录时，一位操着河南口音、身材不高的首长踏进作战值班室就问我：“哪一位是彭参谋?哪一位是彭参谋?“此时，我很礼貌的站起来，用南腔北调的湘音回答说：“报告首长，我就是彭参谋，总参作战部唯一的姓彭的参谋，名叫彭志珊。”这位首长急忙走近我身边，握着我的手亲切的说：“彭参谋，谢谢你!谢谢你!我是李德生，谢谢你上次接通我与周总理的电话。”这时，使我感到十分惊讶!和我握手致谢的，竟是总政治部李德生主任，他不自我介绍，我还不知道他就是李德生，他就是平易近人的总政治李主任，一时在我心中燃起了敬佩之火，感激之情，竟然握着他的手就忘了主动放下手来。

　　作者彭志珊系总参办公厅编研室原主任、湖南宁乡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