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运梅坚持认为，在四羊方尊“出身之争”事件发生前两年，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多次造访他，是奔他手里的一张“收条”而来，“幸亏我守得紧，要是这条子流出去了，那就真的中了人家的计了……”

　　广受世界嘱目的中国国宝，为数亿中国人从中学历史课本中所熟悉的四羊方尊，至今唯一与姜家人联系在一起的物质链，是一张写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蓝笔字收条。

　　1974年4月17日，周佑其以亲戚的身份造访姜运梅家，代表湖南省博物馆，费尽周折，从姜运梅父亲姜景舒手中，收走一块净重0.74公斤的“古铜”残片，并承诺姜家可以在之后到省博物馆“带条取款”。

　　直到九十年代，姜运梅才在一次整理旧书的时候，发现这张收条，但至今没有前往省博物馆“领款”。

　　“广宗县说四羊方尊是他们那里出土的，说我们是搞假，连不是的啦(宁乡方言，意为根本就不是的，记者注)”，姜运梅说，父亲和两个叔叔亲自将四羊方尊挖掘出土，在当地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对于广宗说中的关键人物姜楹荣与四羊方尊的关系，姜运梅称，“翻烂一本32世的族谱也没有找到这个人”。

　　广宗挑战：74年后的意外波澜

　　48岁的胡明武是一名从事田野调查的文物考察员。今年以来，他有大部分时间在宁乡县黄材镇龙泉村进行考察，吃住在当地一户村民家里。直到有一天，宁乡县文物局的一名负责人打电话给他，说网上有人将四羊方尊的出土地说成是河北广宗县，他才知道，他所工作的这个村庄，再一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我找来一份登有相关新闻的报纸，一字一句地读给姜运梅听。读着读着，姜运梅就来了脾气”，胡明武说，当听到有河北学者提出，四羊方尊原出土于河北，只是后来被人转移至宁乡黄材埋藏于地下，河北广宗县才是四羊方尊真正的出土所在地时，做过多年村支部书记的姜运梅有点愤怒了。

　　远在千里之外的广宗县，显然不会因为姜运梅的愤怒而停止对四羊方尊“广宗”说的坚持。

　　最早提出“河北广宗说”的河北学者梁勇，日前在接受中新社专访时仍表示，“深为广宗县民国县长姜楹荣为国护宝的义举所感动，希望还原历史本来面目。”

　　在此之前，身为石家庄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梁勇表示，“根据考察，四羊方尊应该是1933年先在河北省广宗县出土，1935年以后被担任过广宗县长的湖南宁乡人姜榓荣带回家乡埋藏，1938年再次出土。”

　　梁勇在提出“广宗说”的同时，举证说，“姜榓荣在广宗任职期间，许多人曾在他办公室见过四羊方尊，而1935年姜榓荣从广宗离任后四羊方尊也消失不见，三年后在其同族家人山坡上挖出太过巧合”“更何况宁乡不属商代文化圈，且四羊方尊出土于浅地表，很可能是被人仓促埋藏。”

　　在接受河北媒体采访时，梁勇表示，“1933年四羊方尊国宝在广宗境内被盗掘后由民国县长姜榓荣追回，收藏在县府。之后姜榓荣通过北京中国大学的好友得知故宫国宝南迁的消息，1935年姜榓荣卸任后，因不愿让国宝落入日伪政府之手而带回湖南，不得已掩埋在家乡山腰地里。”“姜榓荣回到宁乡不久四羊方尊就出土，说明四羊方尊被姜榓荣掩埋在他家附近山腰上的证据链是成立的。只是姜榓荣有难言之隐，他生前写回忆录至死没说这尊国宝身世的真相。”梁勇说。”

　　广宗县政协常委、《广宗县志》主编谷华池对梁勇的说法表示认同，他佐证说，广宗民间一直有四羊方尊出土当地一说。

　　出土后曾在禾场里搭台供村民观赏

　　1922年出生的姜景舒，一锄头挖出一个世界级的国宝。这是74年来，在离宁乡县城数十公里的黄材镇月山村所有村民印象中，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在村民陈德良家的客厅里，正墙上悬殊挂着四块精心裱装的挂屏。胡明武第一次到陈德良家进行走访时，花两个小时，把《四羊方尊出土前后》的内容，抄到了一个小本上，“共有900多字”，胡明武说，把其他三块加起来，总字数超过了三千多字，“相当于你们的一个深度报道了。”

　　胡明武认为，这组由陈氏兄弟利用多年时间，从姜景舒和姜运梅那里采集到的的信息，是关于四羊方尊出土最全面的资料，“很多见诸文献的信息都没有这组文字那样全面”。

　　由于当地的一个漂流项目受到山水旅游者的热爱，陈德良利用自己家空旷的地坪和宽裕的房屋，做起了旅游饭店的生意，为了增加旅游者对四羊方尊出土细节的了解，他特意将姑父生前陆陆续续讲述的挖掘故事，由哥哥整理，悬挂出来。很多旅游者在看了这组介绍后，都要求陈德良带他们到屋后的战野垅半山腰去看挖掘掘遗址。

　　在法制周报记者的要求下，陈德良和姜运梅都详细地介绍了他们所知道的挖掘前后的故事。

　　尽管见诸文献以及新闻报道的有关资料，对姜氏三兄弟当年的挖掘过程及文物随后的流转故事，有充足的描述，我们仍愿意在这里以当事者后人的描述，将这一段陈年往事转述给读者。

　　“我父亲当时在自己山上的一块红薯地里锄地，准备下红薯种，当时他是一个人在做事”，姜运梅说，由于山上石头多，他挖土的那个地方正好上面有一块大石头，他只能斜着从右至左松土，在这一过程中，他的羊角锄头碰到一块“石头”，叮咚一响，“又一锄头挖下去时，正好挖到四羊方尊的沿边，检起一看，是只铜羊角。”

　　“父亲当即把我两个叔叔(姜景桥、姜喜桥，两人都没有后人，记者注)叫来，将宝贝抬回了家。”

　　姜运梅说，其实早在一年前的1937年，父亲在做事时，就刨在了这块“石头”上，只是山上石头多，他也没有在意，更没有继续往下挖。

　　胡明武在做文物考察时，从当地年长的村民李华军(黄材林场退休工人)、黄胜宝(龙泉村民)等处了解到，姜景舒三兄弟将四羊方尊从山上抬回家后，先是放在自己家的谷仓里，一到晚上，谷仓里会发出很亮的光，群众得知后都来看宝。

　　“姜景舒干脆拆了一张门板，在自己的禾坪里搭了一个台，将四羊方尊放在上面，供大家观赏”，胡明武说，在供村民集体观赏的过程中，有人悄悄敲掉了羊角的一个尖子，“至今四羊方尊上有一个尖子是修复上去的。”

　　后人至今仍保存有文物部门收藏凭证

　　“当时，我父亲他们根本不知道挖出来的宝贝叫什么名字，但知道这肯定是个值钱的东西”，姜运梅说，“解放以后，父亲做过多年的村支部书记，出集体工的时候，一闲下来，他就会跟我们讲当年挖宝的故事”。

　　出生于1943年的姜运梅，与四羊方尊的出世相比，迟到了整整5年。

　　通过父亲的口述，并没有亲眼见证四羊方尊出土经过的姜运梅，对挖掘前后的经过有了一个清晰的印象。

　　在家里进行公展览后不久，带羊带龙青铜器的出土，引起了几十华里外的黄材镇万利山货号某老板的注意，他亲自找到姜景舒，很快以400银元的代价，购走了宝贝。

　　同时被带回家的羊角碎片并没有一同卖给这位老板，而是悄悄地收藏了起来。直到1974年周佑其的出现，这块“手掌大，花纹与四羊方尊完全一样”的碎羊角，才被湖南省博物馆以一支钢笔、10元人民币的代价收走。

　　先说四羊方尊的命运。

　　万利山货号老板购得四羊方尊后，当即秘密派人与长沙市内西牌楼怡丰祥牛皮商号店主赵佑湘取得联系，赵佑湘了解大概情况后，很快便以1万银元的价格将四羊方尊购得，并准备以10万至20万银元的价格转卖给下家。

　　“没过多久，当时的长沙县政府、湖南省政府均得到了四羊方尊出土的信息，并了解到赵佑湘非法购买的情况后，长沙县政府立刻拘获了赵佑湘并投监，四羊方尊被没收，上交省政府。”胡明武说，四羊方尊先后被送到省银行等处秘密保管，曾在“文夕”大火中失踪，又曾在抗战时遭遇飞机轰炸，碎裂成四块。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责成文化部追查，最终于1956年交由湖南省博物馆收藏。1959年，国庆十周年，四羊方尊被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前身)展出，后一直被该馆收藏。”

　　作为四羊方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碎羊角的命运显然比四羊方尊简单得多。在姜景舒服秘密收藏多年后，1963年，碎羊角第一次为外人所知。

　　姜运梅仍然清晰地记得，这年的一天，父亲正在外面的田里“做功夫”(意为种田，记者注)，突然村里来了一个外乡人，边走边向人打听，“你们这边也出过什么宝物没有?”

　　“我父亲就在田里应声，有啊有啊。过去，我们这里就挖出过一个宝贝。”

　　姜运梅说，父亲并没有说是自己挖的宝贝，但详细地向高至喜(原湖南省博物馆馆长)介绍了宝贝的样子，“象羊又象牛，还有龙……”

　　“这一次，高至喜并没有提出，要把当时的碎羊角收走。他当时可能主要是了解情况。”

　　11年后，同为宁乡籍的文物界人士周佑其，以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驻宁乡专干的身份，造访姜景舒，希望姜景舒将碎羊角上交给国家。“他先后来过五次，吃住在我们家里”，姜运梅回忆道，自己当时是村支部书记，周佑其在多次找其父亲商量无果后，便找到他，要他做父母的工作，尽早将文物交给国家。

　　“周佑其还有一重身份，也在这次收藏中起了作用”，姜运梅说，周佑其是自己姑父的本族。

　　在前后去过五趟之后，姜景舒终于同意将碎羊角交由周佑其带走。周佑其则在印有湖南省博物馆字样的材料纸上，写下一张收条。这就是至今被姜运梅当作宝贝妥善珍藏的收条，“如果没有证件，或者领导带来，我是不会拿出来给人看的”，姜运梅说，你要拍就拍一下。以后可能也难看到了。

　　这张被姜运梅视为“新文物”的收条，全文共80字。

　　“今收到月山公社龙泉大队茶园生产队姜锦书同志古铜两块(即四羊尊之部分)老秤(此外后又被笔删了一下)新秤0.75分正。所领是实。经手人：周佑其。1974、4、17(请带条领款)”

　　两系姜氏三条证据互证“广宗说”无依据

　　“四羊方尊由宁乡出土是一个铁的事实，有人质疑这段历史，真是好笑!”在结束采访前，姜运梅说，河北广宗方面提出的由当时的县长姜楹荣带回黄材一说，根本找不到依据。“一是我们查遍了32世(代)的族谱，没有找到他的名字，如果他属于我们的本家，当过县长的人是不可能不载入族谱的”，姜运梅说，第二个证据是，河北媒体的报道提到姜楹荣的老家是月山铺龙泉村左家滩，我们这里没有这样一个地名。在一旁的胡明武补充道，几十里外的黄材镇有一个月山路口，那里有一个左家滩，“姜楹荣的老家应该是在那里。”

　　胡明武补充了第三个证据，“我在做文物普查时，查证，战野垅在解放前，属于姜景舒家，整个族群里头也没有姜楹荣的名字，当然山也不可能是他家的。”

　　姜楹荣的后人，其侄女姜冀湘证实，姜楹荣不是因避战火离开广宗而是官场派系斗争而卸任，是在北京治病期间得知自己因“调省”而去职，便没有回广宗的，“将四羊方尊带回一说不负责任”，姜冀湘对相关媒体记者说。

　　宁乡县文物局副局长李乔生在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分析道，广宗说提到的时间与历史不符。“河北媒体提到的姜榓荣回乡的时间是1938年，但实际上，姜景舒在1937年的时候就刨到了四羊方尊。只是没有在意，才导致四羊方尊的出土时间晚了一年。对于”四羊方尊出土于山坡浅土层，可能是有人仓促埋下的”说法，李乔生也予以否定，“宁乡出土的青铜器大部分为窖藏。如像纹大铜铙、编铙等，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宁乡出土的青铜重器全部为窖藏，而且多出自河边、山腰、田野，埋藏特别浅。如1993年老粮仓出土的编铙，深不过数十公分。四羊方尊出土地附近出土的象纹大铜铙埋藏也不过几十厘米深。

　　李乔生说，埋于浅土层只能说明宁乡当地祭天、祭地、祭河、祭湖的祭祀比较盛行，而且宁乡西部山区多石，不可能像中原地区土质丰富，埋藏较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