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勋陶老人正在读报。

　　□文/图 本报记者 魏枫

　　家住春城南路马家巷的离休老干部刘勋陶，今年85岁，除了耳背以外，身体状况良好。回忆起数十年来的人与事，老人难掩内心的激动。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了两件有趣的事，对于研究宁乡历史或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发现珍贵文物

　　1956年，中央内务部紧急指示，要求宁乡相关工作人员调查“宁乡四髯”何叔衡、谢觉哉、王凌波、姜梦周后人的情况。“那时我任县委办主任，时任县委副书记胡仁钦指定这个事只有我做，他认为我不仅有文化，而且会写。”刘勋陶回忆，“胡仁钦把中央内务部的信给我看，叫我做个调查报告。当时是夏天，我跟办公室专门掌管印章的周玉坤，戴着草帽，穿着草鞋，一大早走到当时的黄材区委会，在那里休息。第二天接着走路到沩山乡政府，一个姓谢的乡长安排我俩在密印寺里过夜。他走后，就剩下我俩在寺里。好大的地方，空空荡荡的，只听见山里野物叫。两个人都怕。睏到半夜里，就感到好冷，因为只盖了一床单被子。搭帮有柴烧，才睏了个好觉。第二天一早，他就带我俩去谢觉哉屋里去。”

　　谢觉哉的原配叫何敦秀。据《谢觉哉家书》记载，1939年，何敦秀六十大寿。在异地闹革命的谢觉哉写信给她祝寿，写了满满的四张大纸。信上写道：“四十一年前的秋天，我和你结婚了，那天，不记得谁在房里唱‘送子’，我的外公拉我进去，说是什么‘大事’。”那时的“大事”，就是家族的传宗接代。从1939年后到1951年，谢觉哉一共给发妻写了八封信。这些来自丈夫的信，何敦秀特别珍惜，又怕虫子咬，又怕受潮，都是一封封特别小心地放在阁楼上，保存得特别好。而谢觉哉离家后，敌人多次到他家抓人、抄家，家里“鸡犬不宁”，家人东躲西藏，只有何敦秀一个人在家里顶着。

　　刘勋陶回忆道：“何敦秀是个小脚婆婆，70多岁了，那时我才20多岁。我问，‘谢老走的时候，跟你怎么讲的?’她回答说，‘冇讲什么，只是在走的前一天晚上，喊了两个人，把三把梯子接起来，搭在堂屋后墙上，把一大包东西藏在一根横梁上。’”刘勋陶立即意识到了什么，就让乡长叫人把那包东西取下来。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些大革命时期用过的袖章、符号、‘宁乡四髯’的合影照等，总共20多样。他们立即打了张收条，交给她。何敦秀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放心。

　　经有关部门鉴定，后来刘勋陶发现的那20多样东西，是珍贵文物，被相关部门收藏至今。

　　把床让给华国锋

　　1961年，刘勋陶调到云山公社(今横市镇)工作。一天，时任县长张润清来电，刘勋陶接的电话，并告知他，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秘书杨世芳要来蹲点，要赶快腾出房子。他回忆，两个小后，就有领导开着车子找来了。

　　“华国锋书记就在我那里住下，我和杨世芳就住在大队部(村部)新建的房子里。”刘勋陶说，当时他办公室装了一部电话，“中午的时候，要么是《湖南日报》的来电话，要么是湘潭地委的来电话，搞得华国锋书记做不了午睡。我就要求公社邮电局在那个时段掐断线。”

　　刘勋陶说，他和杨世芳要经常参加华国锋书记主持的会议，有时开到夜里一、两点钟。散会后，他要和杨世芳一起整理材料，做成文章，“因为《湖南日报》在那里等稿子。”那时候，刘勋陶没有手表，给工作带来很多不便，“杨世芳就对华国锋书记说，‘小刘没手表，搞时间不清，是不是发一张证给他，让买一块咯。’”就这样，刘勋陶和在医院工作的妻子凑了120块钱，买了一块手表。

　　在华国锋书记蹲点的两个月里，刘勋陶做的一些调查报告后来发表在《湘潭通讯》上。

　　人物名片

　　刘勋陶，湖南宁乡老粮仓镇毛公桥人，1933年6月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五岁在父亲刘鸣球所办学校石坝公学习，后来在宁乡沩滨中学、湘乡春元高级中学就读。1949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湘中一支队，担任一支队二团团部文书，曾参加在安化攻打国民党顽固派湘西救国军尹立言部的战斗。湘中一支队整编后，和姐姐刘淑端同在益阳干部学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分配在宁乡十四区从事土改。曾在黄材区委、双江口区委、双凫铺区委、宁乡县委办、湖南省委办公厅、宁乡县人民政府、宁乡县卫生局、轻工业局等单位工作。获“先进工作者”“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称号，1993年12月30日授予老干部离休荣誉证书。